姚鼐選輯的《古文辭類篆》,哪位高人能詳細介紹一下

2021-03-04 08:50:04 字數 5225 閱讀 2237

1樓:匿名使用者

中國古文總集。編者清代姚鼐。此集是桐城派散文觀點的代表選本,內一度頗為流行。所選文

容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為主,其前後亦選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書文體分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等13類,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 。其卷首的《序目》簡要敘述了各類文體的源流、特點及其義例。

成書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評語及圈點。

2023年上海廣益書局刊 行了徐斯 異等人編撰的《 評點箋 注古文辭類纂》。清末王先謙、黎庶昌都先後編有《續古文辭類纂 》,分別為34卷、28卷。

東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明代歸有光的《項鼎軒志》和清代全祖望的《梅花嶺記》等都屬於雜記範疇。

簡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論。

2樓:狂人橫刀向天笑

桐城派古文理論的核心概念是考據。他們強調「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就是要以「詞章」為手段,以「考據」為憑藉,來闡發儒家的「義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周密的理論性.。

桐城派簡介:

清代中葉乙個很有影響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們提倡古文,強調學習《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講究所謂「義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技巧。

他們還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在語言上追求「雅潔」,並以陽剛陰柔辨析文章風格。桐城派所寫的主要是應用文學,尤以碑誌、傳狀為最多,此外還有一些議**以及記事小品和描寫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後者為高。

他們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順,簡潔明瞭,語言通暢。有些作品還具有一定的戰鬥性。當然,也有一些作品內容比較貧薄,生動性不夠。

桐城派文風是由程朱的理學思想、韓歐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時文的巨大影響三種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員還有魯絜非、吳嘉賓、歐陽兆熊、梅曾亮、管同、姚瑩、方東樹、曾國藩、吳汝綸、黎庶昌、林紓等。

3樓:匿名使用者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劉大櫆 姚鼐 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這是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讚譽。

桐城派,又稱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木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持續時間之長,作家人數之多,流衍區域之廣,影響薰染之深,實為中國文學史上所罕見。

桐城文派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徵,可以認作桐城文派的前驅。

桐城派文論體系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於方苞,經劉大(木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乙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方、劉、姚被尊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出生於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時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32歲舉江南鄉試第一,39歲中進士,適逢母病未能參加殿試。44歲因受鄉先輩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而入獄,經大學士李光地等人營救,得以赦免出獄。

方苞繼承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統的基本觀點;「法」是指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修辭等。他認為「義」與「法」之間為一經一緯,相輔相成,即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

方苞還提倡文章語言必須「雅潔」,淘汰雜質,創造清真雅正、謹嚴樸質的文體。他認為學習古文應以《左傳》、《史記》為範本,而要學到《左傳》、《史記》的精髓,又必須從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雖推崇古文,但也反對一味「求古求典」,反對形式上擬古的古文傾向。

這些主張均比較切實,便於人們掌握古文的正確寫作方法,是對唐宋以來古文運動創作經驗的總結,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方苞「義法」論的創立,為桐城文派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門下有劉大(木魁)、**、沈庭芳等一大批**,其中尤以劉大(木魁)最有建樹,為桐城文派承前啟後的中堅人物。

劉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他讀書勤奮,擅長文辭。青年時代遊學京城,拜在方苞門下。

方苞讀其文章,讚嘆不已,認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劉生,乃國士耳」。

可見方苞對劉大(木魁)是何等看重。劉大(木魁)晚年致力於教學,曾任皖南黟縣教諭,後又主持歙縣問政學院,歸老於樅陽故里 ,一生著作頗豐 。劉大(木魁)補充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論,偏重於古文的藝術**。

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於首要地位的同時,認為文章的藝術性有相對的獨立意義,指出文字「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須重視藝術的體現。劉大(木魁)提出了「神氣」、「音節」、「字句」為文章要素的理論。「氣」是指語言的氣勢,而「神」則是「氣之精處」,是一種最本質的獨特風格,是作者性格特徵在藝術上的體現。

他認為文章的「神氣」雖然難以看見,但能「於音節見之」,而「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從文章的字句、章節入手,就可以體察文章的神氣,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頓挫,這無疑是總結我國詩歌韻律學說中的理論,並運用到散文領域。劉大(木魁)認為,進窺古文「義法」的奧妙應當從熟讀古文入門: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這就是後來桐城古文家學文與作文的秘訣,後代傳桐城文法者無不以此為不二法門。

劉大(木魁)門下**眾多,以姚鼐最為傑出。姚鼐,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稱他為惜抱先生 。姚鼐幼時十分好學 ,拜劉大(木魁)為師學習古文。

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任篆修官。《四庫全書》修成後,他辭官回鄉,致力於教育和精研學問,先後主講於揚州、安慶、歙縣、南京等地書院,其**遍及南方各省,名揚天下。

作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師,姚鼐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論,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的主張,使桐城派文論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周密的理論性。他的另乙個重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是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的重大命題。姚鼐認為文章的陰陽剛柔變化,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

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解釋文章風格的**和散文的風格特點,無疑是乙個創舉。姚鼐在教學之餘,還選輯了《古文辭類?》一書,作為**學習古文範本。

姚鼐之後,直至本世紀初,先後有「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曾國藩及「曾門四**」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卓立文壇。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藝術魅力,成為一代文學正宗。具體的說,**觀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間有卓識;遊記文章寫景狀多有傳神之筆,能抓住特徵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機盎然,俱能寄寓對世情的感嘆;傳記之文,刻畫生動,情見於辭;紀事之文,敘述扼要,流暢清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讀,是其整體的流派特點。

其中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學隨之而生,給了桐城派致命的打擊。而林紓仍在鼓吹「尊孔讀經」,逆時代潮流而動,反對新道德,反對新文學,被斥為「桐城謬種」,理所當然的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物件,桐城派古文運動自此終結。然而,不能據此把崛起於200餘年的桐城文派定為反動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於作始」。

對於這個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過較大影響的散文流派,應該全面、客觀、公正地予以評價。

參考資料

4樓:匿名使用者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

富發展成為乙個體系。「義法」一詞,始見於《史記·十二諸侯表序》。表序說「(孔子)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

」方苞取之以**。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後》)所謂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義經法緯之說,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

又說:「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又認為形式決定於內容。從「義法」說出發,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繁蕪。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影響最大的乙個流派,對於散文長做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和鮮明的主張。其創始人是方苞,劉大櫆和姚鼐繼承並發展了他的理論。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方苞以文章道德名於當世,其散文理論的核心是「義法」。「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由此發出,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繁蕪。

劉大櫆師事方苞,應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因聲求氣」說。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

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強調「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就是要以「詞章」為手段,以「考據」為憑藉,來闡發儒家的「義理」。他發展了劉的「神氣」說,認為: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

古文有什麼特點?

5樓:匿名使用者

古文有以下特點:

一、言文分離。語言學研究認為,書面語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二者相互影響又互相促進,關係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文言與後世的口語逐漸拉開了距離。

從漢魏到明清,由於官方的推行和科舉考試的需要,讀書人刻意模仿「四書、五經」的語言寫詩撰文,以古雅為尚。這樣,作為書面語的文言就與人們口頭實際用的語言距離越來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離的現象。

二、歷久不變。一直到「五四運動」以前,文言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書面語言被人們代代相傳、沿用下來,其語言成分基本未變。例如先秦時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虛詞的用法等都在歷代的文言中得到了儲存,就連語言三要素中最活躍的詞彙,在文言裡也具有很強的穩定性:

有些詞的古義在口語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卻照舊使用。雖然後世人們在模仿中難免會摻入些許當時的口語,從而給文言帶來某些細微的變化,但從總體看來,文言在詞彙系統、語法系統方面還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簡練。我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寫成的,其中許多不朽的作品歷來以簡約精練著稱。可以說文言本身就包含著簡練的因素:

一是文言文中單音節詞佔優勢,雙音節詞和多音節詞比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語、賓語、謂語、介詞的情況很常見。再加上歷代名家多注重錘煉語言,講求「微言大義」,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嚴密簡潔的風格。

四、古奧難懂。由於年代的久遠,與口語相脫離的文言越來越艱澀難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奧的詞語,還有許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這一切,在初學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

所以,給古書作注,解決難懂的問題,歷來是文人學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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