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與春秋戰國的文化思想,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和科技

2021-03-04 01:52:46 字數 5506 閱讀 4114

1樓:匿名使用者

根據比較可信的資料,"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似乎見於《論語·雍也》。孔子在這裡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

由此可見,儒名之起源應遠在孔子之前,因為到了孔子的時代,儒這一階層已發生了相當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與"小人儒"兩極陣營。故而,我們可以斷定,儒的出現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乙個時候。據此,胡適在那篇著名的**《說儒》中推測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

這話雖然說得言之鑿鑿,但總顯得缺少更多的證據,因此就很難使人相信。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早**儒之起源的是漢代學者劉歆。據《漢書·藝文志》引其《別錄》說,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於"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其特徵是游文於"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為高。劉歆還說,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學的功能,實已獲得相當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後,惑者既失精微,而闢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闢儒之患。這裡,劉歆據《周禮》的記載,不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體描述了孔子之後儒學演變的一般情況。就儒的起源來說,劉歆強調他們是由司徒之官演變而來,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這種說法當然並非毫無根據,《周禮·大宰》說:「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見,儒之起源甚久,似乎與王官的產生、發展與演變也不無關係。

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和科技

2樓:jgy123丶

夏商有思想文化方面的?···

3樓:匿名使用者

夏商周是奴隸制社會,商朝的代表是青銅器

4樓:海內第三

嗯,怎麼了?有推薦的麼?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為什麼能夠達到中國文化的巔峰狀態?

5樓:貞觀之風

1、政治上,諸侯混戰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各個學派思想主張得到充分的空間發展,各國諸侯都在各種思想中尋找治國良方。

2、經濟上,鐵製工具的出現,井田制的瓦解,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人的勞動負擔大大減輕,人得以解放勞動的束縛。

3、文化上,隨著教育不再是貴族們的專利,教育平民化使得底層群眾思想活躍,各種思想得以在底層廣泛傳播。

6樓:很多很多

1、根本原因: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方式的逐步形成,經濟繁榮。

2、政治原因: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度確立,社會變革。

3、社會條件:各諸侯國為了爭霸和兼併,競相招攬人才,使各學派都有了發展的機會。

4、歷史基礎:夏、商、周文化的成就為春秋戰國文化發展奠定了歷史基礎。

7樓:百度使用者

文化史上,我們最津津樂道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了。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都是發源於這一時期,整個文化領域表現出了百家爭鳴的氣象。這不僅在先前以及後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極為罕見,而且可以名副其實的稱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創性的巔峰時期。

因此,許多人認為,春秋時期的種種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源泉。之後年代裡,許多流派並沒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繼續張顯著春秋時代的文化記憶,但是已經沒有原先那種洋洋大觀、氣勢恢巨集、生機勃發的氣韻——文化明顯趨於保守,許多方面,僅僅停留在對春秋時期各家文化進行考據、註解、教習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還低於春秋時期所奠定的基準。

不能否認,習慣性的,這種我們對春秋時期及以後時代文化的比較性解讀,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況且就此文化現象而言,幾乎是學界沒有異議的定案。但是如果這種對文化現象的解讀是唯一的正確的解讀,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另外乙個命題:春秋之後的種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創造造力上,遠遠的衰敗了.

相信,極少有人願意厚古薄今,接受這樣的推論.正常情況下,鑑於歷史進步的性質,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後人的文化行為多少都應該是進步的,即使後人在文化創造力上沒有進步,但無論如何也至於退步——不正常的文化**時期應該除外。既然這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以後,的確表現出來的不斷衰竭的思想創造力,又當何論呢?

通常的解釋為: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多國並立和國家間競爭的需要,客觀上形成了比較寬鬆的學術環境,但是秦統一六國後,接下來的局面,大都是乙個個統一的**集權的中華帝國,這種**主義國家恰恰是不利於學術發展的.

粗看上去,這種觀點,顯得頗有道理。歷史上不是的確存在著學術活躍程度同政治的**程度成反比例的現象嗎?

但問題是,這種解釋重視了我們現在看來應該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沒有去細細的分析,壓迫這種應然,使之無法成為實然的政治環境。

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集權制的歷史,固然是有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撐因素呢?當然不可能沒有。如果說文化的邏輯和歷史的邏輯應當是統一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時期相對自由活潑的傾向於個人理性主義表達的文化相異,在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時期,也必然應該存在著一種與這種歷史形態相一致的、大一統的、集權的文化,這種文化牢固的支撐著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

這樣理解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對春秋時期的文化的評定,必須重新進行了。後來世代對春秋時期文化氣氛的割擠,不可能只侷限在政治層面,在政治層面背後還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援與發動,也就是說一種與春秋時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著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確的講,歸根到底,春秋時期的文化在往後面傳播的過程受到了另外一種在客觀效果上處於更強勢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壓擠和排斥。

這種文化以大一統和集權為特徵,不但削去了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許多稜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續的時間更長,與歷史結合的更緊,在社會組織中產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資格稱之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但是,為什麼現代學界,普遍漠視歷史上存在著的這種大一統的集權式的文化主流呢?這裡就不能不提到我們所形成的關於文化的巨大的偏見。

現在對思想、文化等相關概念的內涵的界定,實際上是有失公允的。我們在考量思想文化的價值的時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標尺。我們只是根據自己時代的文化精神,根據我們現代人的文化趨向——說白了也就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趣味——作為標準,來評價衡量歷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時期,是乙個很特殊的,張揚了個人的邏輯理性主義和道德人本主義的時期。它與現在由西方所倡導的已經逐漸為全球所接受的,被譽為普適價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這段時間裡的文化才為我們現代人所關注,並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號,或者稱之為思想文化的精華。

而集權、統一時期的思想、學說、精神,則基本上是被忽視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從這種文化扼殺春秋時期文化精神的傳承這一不幸史實的角度上著手,籠而統之的稱為糟粕。這樣一種天然要排斥大一統時期的文化,傾向於春秋時期文化的價值取向,當然讓人們會不由自主的忽視大一統時期的文化,稱讚盛讚春秋時期的文化。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不容我們的好噁而抹殺。中國的大一統社會裡的大一統的文化,確實佔據了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甚至現在還在延續。它在大部分時期為整個社會,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所貫穿使用,可以說勢頭之盛遠遠蓋過了春秋戰國時期遺留下來文化思想。

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後,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與當時大一統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化形態仍然是集權的、大一統的。

這樣,我們就有理由來重新考察中華文化的主流和源頭:是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點說是當時的儒家?還是起源於夏商周,貫穿於中國歷史始終的大一統文化?

顯然,在更寬巨集的歷史背景下,後者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核心,作為歷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終被歷史執行、演繹著。在這種新的文化定位裡,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恰恰不應算做是源頭和主流,而是歷史的意外,這些支脈,短暫性的生髮,獲取了驚人的生機,但是隨即不可抗拒的淹沒在大一統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東周以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儘管這時候**政權名存實亡,大一統的文化、思想也並沒有全面中止,只是鑑於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現實,不得不處於半蟄伏狀態,或者僅僅作為政治目標存在著。這時,各諸侯國的競爭關係,給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現實的個人理性主義,暫時蓋過了大一統的集體主義,關懷平民的人本主義蓋過了精英集權主義。知識分子由於沒有乙個有力的**政權可以效力,藉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只能向個人理智主義的角度轉化,藉以通過追隨者的認可,彼此的論戰,來建立自己的權威,顯現自己學派的價值。

這樣就造就了春秋戰國時期獨特的文化風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說辯等等,形成了歷史上少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但是,春秋戰國以後,特別是秦漢一統天下後,隨著大一統的歷史格局恢復,大一統的思想文化,也在學術、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這個時期,知識分子不需要靠貴族平民的認可、追隨,來獲得認可;他們只需要獲用於**政權,就可以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獲得權威。最明顯的表現是知識分子同仕宦階層相通,學者們實際上已經官僚化了。

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時代,表現沒有後來這樣明顯,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裡,不得不再討論一下春秋時期的儒家,因為只有這一派好像在後世朝代裡還是比較興盛的。其實,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經存在。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對古人的思想進行了記錄總結而已,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統文化的關係。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於春秋之前的大一統社會,仁義道德是處理表層社會關係的手段,而大一統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戰國,竟鬥連綿,仁義不復之時,孔子自然首先意識到了仁義道德的在此亂世的嚴重缺失,企圖通過修復道德精神來彌合天下紛爭的災難,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道德仁義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層文化,大一統才是當時社會的文化基礎和核心。因此,儘管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德理論已經達到了極高極完備的地步,可是由於缺乏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支撐,孔子也只能惶惶如喪家之犬,相***大一統的程序,在潛在的大一統的文化精神的推動下,一直在積極的進行著。

有感於時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將焦點放在一般意義上的道德體悟,人生智慧型上,並且朝著民眾個人道德智慧型的方向走出很遠。但是,不管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進了自己的學說,道德智慧型畢竟在源頭上是植根於大一統的文化土壤裡的東西,和大一統精神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這就預示了一旦有合適的政治環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權重新合流。

大一統社會終於在秦漢再現,大一統的局面要求全面復甦大一統的文化精神,這就必然要對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進行洗牌,許多思想因為其與大一統文化精神的異質性或者與之缺少聯絡,而在後來的社會程序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許多派別,在春秋以後的朝代裡,實際上不是已經焰火難繼了嗎?

唯獨儒家,因為與夏商周時期大一統文化的特殊血緣關係,使得它適應大一統的需要,迅速磨合調整,又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話可以發現,實際上到了漢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經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於春秋戰國作為特殊時期,儒家實際上是相對於歷史長河中的大一統的儒家的一種暫時性異化發展,但是這一時期很快被漢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糾正過來,重新走向大一統儒家學說的正常軌道。

春秋時期的思想是活躍的,有為的,但是並不代表這一時期的文化就是我們整個歷史中的文化主流。實際上,長長的歷史河流中流淌的並不是春秋時期遺傳下來的東西,而是大一統早已開啟的文化傳統。春秋時期的文化,實際上得益於較長時間的社會**局面,與其說是主流,到不如說是相對於大一統文化的異端。

在這個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與眾不同的文化價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會一下子消失。春秋戰國時期也一樣,儘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統文化抵制壓抑,衝擊的越來越淡,但是它們作為已經變異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歷史文化所攜帶。因此,即便在春秋戰國之後,大一統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大一統時代裡,依然可以發現一些它們零星存在的痕跡。

不過,也僅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跡可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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