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難乎哉」全文翻譯的內容是什麼

2021-03-04 08:53:36 字數 3360 閱讀 5377

1樓:匿名使用者

全文翻譯如下:

懂得(知道、明白)(乙個人)真是難啊!人們說他知道的原因,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聲容面貌;讀他的書,明白他的話(思想),知道他為什麼這麼說罷了。讀他的書的人,天下到處都是;明白他的話的人,一千個人中不到一百個;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的人,一百個人中不到乙個。

然而世人都說:「我能讀他的書,就知道他為什麼這麼說。」這就是「懂得」的難處啊。

人們知道《離騷》是辭賦的起源(鼻祖),司馬遷讀《離騷》,就知道感悲它(所表達)的志向,這是賢人懂得賢人啊。沒有司馬遷那樣(高遠)的志向,而想明白屈原的志向,則幾乎不可能啊。

1.原句出自章學誠的《知難》,原文如下:

為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

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為言矣;此知之難也。

人知《易》為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為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

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

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

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跡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雲,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

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跡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以卓絕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

所謂跡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跡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雲窮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

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

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

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麵。

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為華,而漫雲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

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

」今同業者眾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

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為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

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註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得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

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

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沒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跡者,不必接以心。

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

夫鶡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眾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曲折以從眾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文史通義》)

章學誠,清代傑出的史學理論家和方志學家。原名文酕、文鑣,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今浙江省紹興)人。

章學誠自小對文史有濃厚興趣,立志追求學問。26歲肄業國子監。28歲在京師事大學士朱筠,得以盡覽其豐富的藏書,並與往來朱門的名流學者研討學術源流及異同,學業大進。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2023年)應鄉試中舉,翌年中進士。曾援授國子監典籍,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後入湖廣總督畢沅幕府,協助編纂《續資治通鑑》等書。

自以為「迂流」不合世用,不願入仕,在保定、定州、歸德等地書院講學。 一生主修、參修各類地方史誌十餘部。從27歲起,隨父纂修《天門縣志》,並著手撰寫方志**。

從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2023年)間,陸續纂修或參修的志書有《和州志》、《永清縣志》、《大名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預修有《麻城縣志》、《常德府志》、《荊州志》等。在纂修志書的同時,他注重總結修志的經驗,進行志書的理論建設,寫出了《方志辨體》、《方志立三書議》、《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和《修志十議》等**。

通過長期修志實踐和對方志淵源、性質、體例、功用及編纂方法的悉心研討,形成一整套系統的方志理論,對近代方志學研究影響頗大。章學誠關於方志學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1.

第一次提出「志屬信史」的觀點,對地方志的性質作了科學界定,明確了方志的性質。力排陳說,提出了「志乃史體」、「志乃史裁」、「志屬信史」、「方志為國史要刪」、「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張,將方志納入史書範圍,認為史書與志書具有同樣的性質和作用。他說: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

乾隆三十七年(2023年)起開始撰寫《文史通義》,20餘年從不中斷。還應聘纂修過和州、永清縣、亳州、常德府和荊州府等地方志,參與《湖北通志》的修訂。章學誠一生窮困潦倒,從32歲起,因父亡而靠講學和修志所得維持生活,十分拮据。

他學識淵博,史學理論有獨到見識,因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負。他刻意編輯12年的《史籍考》也未問世。《文史通義》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2023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

後有近人葉長青注本。另有《校讎通義》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檢存稿》4捲及《未成稿》1卷,《外編》18卷等,去世120年後由劉承幹蒐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遺書》。

章學誠一生主修、參修各類地方史誌十餘部,並撰寫了大量的志評著作。修志的過程也是章學誠史學理論逐步成熟的過程,以其提出較為系統的方志學理論而被梁啟超稱為中國方志學的創始人。章學誠方志編纂思想的重心有過兩次大的轉變,從關注方志的藝文著錄轉向關注如何儲存地方掌故,從企圖在方志書志部分儲存掌故轉向方志「志」體與掌故分立。

他創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義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書的主張。《方志立三書議》可以說是章學誠所創立的方志學之精義所在,它的提出,標誌著其方志理論的成熟、修志體例的完備和方志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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